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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至第三季諮詢 政改迄今無消息 

七一逼近，本來是帶起眾情緒爭取民主的好日子，泛民對此理應充滿期望。今年1月特首亦只是說將政改的諮詢延遲到第三季，理論上過了7月1日，自然是第三季，何時開始諮詢，竟未有任何消息，已是一奇，泛民全不質疑，是二奇。筆者早就收到可靠的消息，年初中央曾經派員與泛民接觸，為政改方案摸底，結果是各說各話，沒有了下文，時近七一，相信雙方必已經有一次以上再接觸，只是再無消息傳出，相信也並非個個泛民議員有份，這等事情，還是內外有別。筆者的看法簡單，曾蔭權重複2005年方案的機會極大，這不是他們的問題，到政改再被否決的明年初，他只餘兩年半的任期，你們罵，他可以不理，你們向他掟蕉，他順便不再來立法會可也！

曾蔭權絕非民主救星

這變成絕不想承擔，但不能不面對的政改再次原地踏步，是泛民的問題。在過去，泛民總是將責任推給曾蔭權、林公公，並盡一切之力醜化他們，議會之內「不該」之聲不絕，長毛更在六四晚會場外將「曾蔭權×街」的口號直接與民眾共享，以發洩不能在議會之內用語的不滿，但曾蔭權真「不該」到把心一橫，在泛民再度否決之後，任內不再談政改，請問泛民政客又可以奈他如何？

曾蔭權與林公公絕非民主救星，而只是打好份工的官僚，能爭得最好，不能之時也不能勉強，這是市民皆明白的。責任是在以民主為口號爭選票的政客，到了十字路口之時，如何帶引港人走是你們推不掉的責任。

民主網絡的學者，在2005年政改之時曾經提議泛民接受那丁點兒改進的政改方案，不得要領，而且當了民主不堅定派的醜人。最近有新聞說他們捲土重來，有意聯合泛民在七一之後召開「武林大會」，討論在沒有時間表情況下的所謂民主「中途方案」，那是希望在2012年的選舉有多少改變，例如將功能組別的一些議席撥歸區議會議員互選之類，所謂增加一些「民主成份」於現在政制之中云云。但萬眾矚目的2017年普選特首方法，2020的全直選立法會方案（如果有的話），要先放在一旁不理。

民網擬邀泛民商政改

學者可以說得複雜非常，筆者看的永遠簡單，一個中共無法控制多數的立法會，現時的情況已是盡頭，再進一步的發展，現在的中共中央一定不會隨便答應。2012年最盡的情況，是新的區議會產生立法會議席，還是平分到建制派與泛民兩邊，令到建制派始終可以控制立法會的簡單大多婁，亦所以，民網學者的提議，無論在民主的形與實上皆無進步的。

泛民中人總是以為筆者之流書生論政，沒有成本，只想睇戲，有心靠害。誰不知寫作評論這回事，越資深越有江湖地位，由25年前開始論政，筆者已經歷了尤德、奕信、彭定康、董建華及曾蔭權5個朝代，只要身體健康，再歷5朝不難，只是與我同世代的第一代泛民人物，10年之內必定要退出舞台，只爭朝夕的是你們，不是筆者。

网上有位叫“西木”的写手评价贾秀全第39分钟用王洪亮换下毛剑卿时这样说，这个换人太业余了，体现了一名个体小老板的作派，与职业足球相去甚远。这个西木是个球评高手，他一针见血直指中国土教练的软肋。

韩国人最怕谁？郝海东。你再问，还是郝海东。为什么？因为他太快了。打水原，又1比0领先，你就是让毛剑卿站在边线上摆造型，也得让他站到下半场，别看毛剑卿那时候有点懒，可是他必定牵制对方两名后卫，韩国人反复奔跑的能力可进世界前二十名，可转身和单兵速度却比中国队员还差，贾秀全让有点山寨版的王洪亮顶下毛剑卿是出卖战术利益，比腿粗，王洪亮根本不是韩国人的对手。

换人后申花队已没有什么直接可以制约对手的兵器，五分钟连失两球不是偶然，巴尔克斯点球不进也不是偶然，因为申花此时已没有真正能威胁对手的办法。我早预言过不要把赫莱布捧上天，要不了两轮他又会显形……也不要跟我说巴尔克斯曾进过球，至少现在为止的表现他一点不阿根廷，当然这是球员能力问题，更重要的是贾指导在米利甘打了右后卫赢过一两次球后，就没想过让他重新回到中场，他才是申花队唯一的球星，这一刻我们才明白，土教练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怎么去控制比赛了，更要命的是他控制不了自己。

这场比赛等到后来再用董学升换下体力透支的陈涛，就是典型土教练的土鳖思路，领先时加强防守，落后时换上前锋，表面看这也没大错，希丁克也这么干过，可希丁克不会为了防守把德罗巴换下……土教练就是这样，他看到大象的鼻子，就说大象不过如此，那样子长得好像一根……巨型火腿肠。

土教练有多土？其实就像股市散户，我没有讥讽散户的意思，可土教练在大场面时，一有风吹草动他有就风声鹤唳，又容易受消息影响，又容易不合时宜清仓。贾指导打打中超是可以的，上了国际赛场，确实对自己是种折磨。

黄健翔这几天有点销声匿迹，后来才知道这个体力好得两年来坚持一周双赛的家伙心脏病了，没法做节目也没法写博客，可他挂着心脏起搏器不断给我打来电话，继续着最近一段时间来的力挺山东和力挺图拔，这是我俩最近通话中几乎唯一的节目了——执教中超队伍中最好的教练是图拔。不好意思，这个观点是在山东队惨败给申花之后就得出的，不是马后炮。

所以说回图拔，这几年我俩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只要山东输球一定会有大批的记者第一时间跳出来骂图拔，有点脑子的都知道这是安排的，或者单方面去讨好俱乐部，骂外教安全、无成本、还可以利用语言不通掰哧技战术……可以前山东队打的是什么战术，这个我都不用再说了，自图拔来了后山东队是什么战术，这个我也不用说了。在山东惨败之后，黄健翔第一个跳出来为山东为图拔正名，山东取得两胜两平，我第二个，山东取得两胜一平，两个外地球评人却准确预测了山东队，这不是能力原因，而是其它原因。

图拔是个好教练，那些说他保守、不思进取的人应该看到，现在山东队打得慢了，但是却更有效率，两场对首尔FC图拔抓住一点，不跟韩国人拼对攻，而是用节奏和边路的速度来调动对方；而贾指导正好相反：一方面放弃边路速度，一方面全面和韩国人死拼。

中超四支队论实力差距不大，可由于执教水平差距太大，所以成绩天壤之别。最好所以，在高指导即将上任之际，我还是要说一句很不厚道的话——我真的很觉得让图拔当个国足主教练，是不错的主意。看看他对过去只会长传冲吊的山东队的改造，看看他和鲁能俱乐部好几年来的合作关系，从国际接轨和中国特色，都不应该被足协的主席们忽视，而且图拔还不像让你们头疼的米卢那么油滑，还没有绯闻，你们该多满意啊。

洋教练比土教练好，突然很想骂中国足球媒体，中国足球最不要脸的人群除了足协，就是球评人。输了球骂外教成为球评人最得意之作，因为这个不仅安全而且还可以从俱乐部讨得一些好处。透露，在上轮输给蔚山现代后，国安俱乐部有人就暗示各路记者大骂李章洙以转移视线，我也接到过这种暗示，可我不好意思这么做，我不认为李章洙是个好教练，可我同样不认为国安到今天就该把李章洙当成替罪羊，但果然大家就在第二天的报纸和网站上看到李章洙成为一堆狗屎，像帮国安俱乐部打的一个脱罪道德广告。全世界只有中国的球评家可以把道德和战术挂在一起评，可就是这些同样的人，在赛季初在那些TV上出题：请问哪支队才是国安夺冠路上最大对手，以下选择，一……很着急就单方面把国安当成热门了。不好意思，就像山东队惨败申花后我和黄老邪没去骂图拔一样，就在大家把国安当热门时，我俩也保持了沉默。原因，你们自己去想吧。

北京国安的问题是球队内部出了问题，内行人都知道这球队内部实在诡异，怎么诡异我也不说了，你们去猜吧。这家俱乐部内部管理一定出了问题，但它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而是把矛头直指教练，我觉得最搞笑的一个传言就是：李章洙由于是韩国人，所以坚持以不变阵拖垮国安队以达到报效其祖国的目的。这样的逻辑也只有中国媒体才想得出来，不知道韩国媒体会不会在李玮峰得到红牌后，说李玮峰其实是申花派去的卧底。

过去李章洙不变阵是错误，这一场他变阵也是错误，黄博文韧带撕裂也是李章洙的错误，反正他永远有错，其实我一点不觉得李章洙是个好教练，可我更觉得国安要是总这么找替罪羊，永远夺不了冠。

李章洙是韩国卧底，也只有在中国足坛，才能产生这么爱国的非战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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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原名《李可乐寻人记》，李可乐成立了灯火寻人公司，负责寻找一切人。有一天，有个行将入土的台湾亿万富翁要寻寻找失散的儿子和亲人。李可乐利用各种关系打进这个寻亲系统里，历经艰辛，笑话百出，自以为快接近目标时，却发现事情出现意外的变化，一环扣一环，不能自拔……不过，终于收到船王几百万的酬金，过上了暴发户的日子。可是，此时一个女警察盯上了他，他和她斗智斗勇，在曲折和悬念中，他和女警察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PS：上次公布新的群号以后，没想到一个小时就满了，又开了新的群，继续通知下，39348550，48503388，69579620，82262398，83627734，8370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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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真實故事，是我在策發會一次會議中，聽到一位中學校長說的：一次他跟一批中一新生對話，問其中一個：「你是什麼人？」學生答：「我是中國人。」「為什麼？」他問。「因為香港已經回歸了。」他問另外一個學生同樣的問題，答案是：「我是香港人。」「為什麼？」他問。「因為香港已經回歸了。」對回響代來說，「中國人」、「香港人」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實上，大家在一些民調中看到「中國人」、「香港人」、「中國香港人」、「香港中國人」的分類，是因為設計問卷的人是破落代；說白了，這只不過是破落代的心理投射而已。不少破落代到今天依然有身份認同問題，對其他人，今天這問題既不普遍，也不重要。這完全是一個假議題，或者用馬克思的說法，是「虛假意識」。再說白一些，這主要是有些破落代的人到今天還下不定主意是否移民而已。此外，香港有一百萬人同時拿外國護照和特區護照，國際學校的學生，有六七成是本地人。他們許多的確有身份認同的問題。

未改賺快錢心態

到了今時今日，對絕大部分的香港人來說，香港再不是一個移民城市。但是她有一百多年移民城市的傳統和習慣，許多人依然只把她看作一個賺錢的地方，就像晚上的廟街一樣，燈火通明，好不熱鬧，但大家都知道在幾個小時之後，就是另外一個樣子；而一到下雨，便會一哄而散。我們都不期然的養成了一種習慣，像沒有明天那樣努力賺快錢。香港人因而習氣淺薄和短視，而且經過六十年的大致繁榮穩定，大都嬌生慣養，亦即流行的所謂「中產化」。

香港人當然不是一無是處。我們集廣東人的機靈善變、上海人的認真做事、和英國人的守法作風於一身，做事有系統、有效率、肯拼搏、有創造性、具國際視野。我們有專業精神，公司給我們半斤，我們絕不會付出少於八両。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做好這份工」的打工仔，當中冒頭的，大都是「轉數快」的人，懂看風駛?，做表面功夫，搞辦公室政治。大家不妨回顧一下，戰後嬰兒開始，香港再沒有出現過白手興家的世界級富豪，也出不了有魄力的政治家。淺薄和短視的習氣，也注定香港只能搞賺快錢的商業大眾文化。

身處島型經濟，盛衰太受外圍因素影響，香港人知道時勢造英雄，所以有風便會駛盡?。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能改造時勢，或者要改造時勢。時勢不好，我們的反應是怨天尤人、退縮、甚至逃跑。所以不久之前持續六年的通縮期間，香港的整體犯罪率沒有上升；香港人寧可燒炭自殺，而不會打劫傷人。

因此，香港在回歸之後，接二連三的遭受亞洲金融風暴、樓市泡沫爆破、科網爆破、禽流感、沙士等的打擊，社會各方面都敗壞，終於出現了零三年「七一」大遊行。零四年因中央政策經濟回升，零五年董建華下台，曾蔭權開始時似有點中興之象。但去年年中開始，政經形勢又再逆轉，頹敗之勢又再呈現。

可喜的是，香港人吸收了上次的經驗，這回少了自怨自艾，連反對派都明白，再搞遊行也不會有效果，更難以得分。更開心的是匯點一些老戰友，如張炳良、呂大樂等，都不約而同的提出要從大從遠的深入思考香港的問題和出路。

第二次嘗試紮根

今時今日，香港既已經不是一個移民城市，移民城市那種淺薄短視的習氣，也不可能再適用。我們從一個安身立命的角度去看香港，當會有另一番觀感。

我不同意皇后碼頭代表了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但是連樓下那個鋪位都年年換照牌，我們的確缺乏能喚起回憶的事物。而業主堅持賺盡短期利潤，年年加租，商鋪怎能維持得了？連出名「癲狗」的毓民兄也自身難保，做得好好的私房麵亦因捱不住加租要被迫搬遷。周邊一切都是那麼短暫無常，過客心態揮之不去。

回歸十一年後，近來已經有種種跡象顯示，香港人普遍已經大徹大悟，清楚自己的宿命，正在不約而同的以種種行動在這裏紮根，這是香港自開埠以來的第二次嘗試。第一次失敗了，惡果影響至今。這番努力，因為要大舉移風易俗，一定會不斷與現時主流的賺快錢作風衝突。這一股新的本土思潮，如得不到正確的理解和適當的引導，早晚會出大問題。現在我們更要加上經濟再度長期不景、政府弱勢加深、和香港正倒數進入全面普選，問題更加複雜和迫切，甚至已經到了燃在眉睫的地步。

正正因為香港政經全面進入危機，而香港人本土意識高漲，愛護香港的心情日趨懇切，所以儘管反對派中有像社民連那樣走偏激的路線，但更貼近主流的民主黨大會卻傳出更溫和善意的信息。絕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明白到，大吵大鬧，或者用腳投票，都於事無補，所以雖然民怨日增，但卻連元旦大遊行都搞不下去。市民正開始嘗試正面地、積極地面對香港的大小問題。這一態度本身，又再一次印證香港人正努力紮根香港。但是香港人對此絕無經驗，不知道怎樣才能愛護這塊土地，眼巴巴的看着心愛的香港走向窮途，完全無能為力，感到十分煩躁無奈。

香港這個社會愈來愈原子化，尤其是面對着當前政經總危機，問題需要系統性的轉型，改轅易轍才能解決，單憑個人單打獨鬥，是完全無濟於事的。香港人共同的問題，只有通過香港人同舟共濟，自救互助，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這是當前香港唯一的出路，別無選擇。

中國人香港人二而一

香港人本土意識的上升，在一些還被身份認同問題困擾着破落代，很容易便會表現為像王維基般非要與內地切割不可；而我們這方面的許多言行，客觀上也很容易被內地同胞和中央誤解。香港在許多方面跟亞視很相似，正如亞視做不了「中央十台」，香港即使想做另外一個中國城市也做不來；香港需要自力更新，需要有自己的特色；這跟上海或者太原需要自力更新，需要有自己的特色，是同樣的道理，但卻完全毋須跟內地切割，分別只在於它們不像香港那樣正處於反叛的青春期而已。

理論上，只要明白「中國人」和「香港人」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道理，大可釋然；但是在實際層面上，如何恰當的處理這本土意識問題，將會考驗香港和中央雙方的智慧和量度。在香港這一邊，因為戰後嬰孩那一代還掌權，破落代的王維基走得過了頭，結果是即時灰溜溜的下台。另一方面，台灣電影《海角七號》所展示的台灣本土意識，也在衝擊着北京領導層的腦袋；因而正確處理香港的本土意識，善於引導，將大大有助和平統一。

中国的另外四种模式

张维为/文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开始，回头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位强势领导人的主张和坚持，中国本来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我想到了以下四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就是“极左模式”：不改革开放，全面肯定和延续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改革初期提出“两个凡是”的人基本上是这种思路。如果当时中国走这条路的话，中国的结局恐怕不会比今天的北朝鲜好。北朝鲜的情况，众所周知，这里就不赘述了。（最后这两句也可改为：如果当时中国走这条路的话，中国的结局恐怕不会比我国北方的那个邻国好。该国今天的情况，众所周知，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二种选择是“极右模式”，走一条全盘西化，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记得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在大学里演讲，总能赢得一片喝彩。“中国最需要的是进口一个总理”，下面一片掌声。连“最好让西方把中国殖民一段时间”的观点，支持者也不少。关于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效如何，我可以简单谈一谈菲律宾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西化比它更彻底了：菲律宾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们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后来又是美国的殖民地，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体系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至今民主和宪政确立了一百来年了，虽然其间有日本占领时期和10来年的马科斯独裁政权统治，但1986年一场“人民力量”推翻了独裁政权。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赶走了埃斯特拉达总统。可是这个国家却长期陷于政治动荡，一个曾经在东亚仅次于日本的强国，一个美国树立起来的“民主橱窗”，却由盛转衰，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四小龙，又很快地被中国超过。
　　     
　　我是2005年夏天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贫民窟。菲律宾全国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个美元。现在每十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在海外打工。总计约800万人，使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菲佣的汇款也成了菲律宾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菲律宾的机场都设有为劳务输出人员开辟的专门通道。
　　     
　　因为我1983年底曾在北京参加接待过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问马尼拉大学的一位教授，现在的菲律宾和马科斯的时候比怎么样？她坦率地说，“现在更糟。什么人民力量，都改变不了菲律宾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控制整个菲律宾政治的现实，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通过自己的财力和人脉，影响菲律宾的各级政治”。她还谈了这么一个观点：“过去是马科斯家族和他的亲信腐败，他们贪够了之后，倒也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现在是换一个政府，就是新一轮贪污的开始。你怎么办？老百姓怎么能富裕起来？”
　　     
　　菲律宾人现在说，菲律宾民主最后归结为3g，也就是枪（gun）、钱(gold)、暴徒(goons)。我的导游对我说：“过去马科斯政权的时候，只有马科斯和他的亲信可以这样，现在恢复民主了，谁都可以做这些事情，情况比马科斯的时候还要糟。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胜利了，实际上，这三个g开始普及了”。我问他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多谋杀，从1986年至今，已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他说，“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政府连抢支都管不住，现在有40多万枪支散落在民间”，他让我出门也要当心。最后与我分手时，他说：“这个国家就像要一艘快下沉的客轮，船上的人都想离开”。
　　     
　　马尼拉虽然破破烂烂，但也充满活力，汽车大都抹得花花绿绿。2004年这个国家曾创造过5327对情侣同时在首都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纪录。只有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民族才会把一个电影明星埃斯特拉达选上来当总统，然后又把他投入监狱，判终身监禁，最后阿罗约总统又把他特赦。
　　     
　　类似菲律宾这样“全盘西化”的国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中世纪的，上层建筑是后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老百姓在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社会失业率和犯罪率节节升高，国会里面在不着边际地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一会儿“修宪”，一会儿“废除死刑”，菲律宾在2006年也废除了死刑。

      在排除了上述两种“极左”和“极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后，剩下的还有两种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称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鸟笼经济”思路颇有共通之处。2005年8月，我到古巴访问了10天，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所见所闻，感触颇多。对于古巴，我是心怀某种敬意的，因为这么一个才1100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有勇气向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叫板，而且一叫就是40多年。还有传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罗，我在欧洲近距离见过他两次，确实充满了个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古巴给人印象是失望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古巴的经济太困难了，人民的生活太艰苦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勇敢地走向市场经济，接受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今天状况可能不会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哈马首都拿骚起飞去哈瓦那的，这也是我百国之行所乘过的最旧的飞机，前苏联制造的安波洛夫42型螺旋桨飞机，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历史。舱内40多度的高温，但所有的空调都失效，一个小时的飞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注。机上的乘务人员也是毫无笑容。飞机一起飞，座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舱门全被震开，其中一个手提包还掉了下来，幸好没有砸着人，但大家都有些紧张。只有一个美国小伙子，一手搂着自己的古巴女友，一边放声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对此有一种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无奈。
　　     
　　哈瓦那主要商业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装店的橱窗就是几件白衬衫，药房出售的，包括红药水、紫药水在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药。市场供应给人的感觉比上海在文革期间还要萧条很多。我的房东告诉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供应。面粉、猪肉、鸡蛋、甚至食糖，都凭证供应。牛肉是国家专营，私人买不到，只供应给涉外的饭店和餐馆。街上的车大都是50年代的污染耗油的旧车，所以满城都飘散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车太旧了，所以抛锚的很多，路边开着车盖修车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还有用卡车车头拖着公共汽车车身行驶的车辆。据说中国制造的大型客车很快就要抵达，我可以想象那将会是哈瓦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非常之严。手机受到严格管制，鲜有人使用。上网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个我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轮到我的网吧外，几乎只有涉外饭店才能上网，每20分钟收3个新比索，约等于30块人民币。价贵还不说，上网速度非常之慢，打开电子邮件，10几分钟就过去了。只有四个电视频道：一个新闻台，播送的大都是枯燥无比的会议；一个文艺台，播送一些不错的欧美经典故事片;两个教育台，传授数理化、医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优点是没有商业广告的打扰。报刊杂志很少，Gamme是党报，8个版面的小开本，都是口号和会议新闻，书店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也很有限。
　　     
　　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们认为，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说，榨糖，为什么要凭证供应，因为糖价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中国饭店的一位老板说得更痛快，什么禁运，主要还是自己禁运自己。企业一点进出口权都没有。看到有人赚了一点钱，政府就开始紧张，要征你税，最后搞得大家普遍贫困。古巴在80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就从1986年到1989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我曾好奇地在路边一个只有两个理发师的一个小店理了个发，但一打听，这小店也是国营的，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刻钟，两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边等着的人就对不起了。
　　     
　　与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觉到卡斯特罗仍然深孚众望，但同时人心思变，他们大多数在探讨的不是卡斯特罗之后古巴会倒向美国，而是对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最近也多次表示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行动，如通过了更加开放的农业政策，允许古巴市民购买手机、电脑等，这是好事情。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
　　但古巴并不全是弱点，经济尽管如此困难，但还是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据说低于美国。计划配给供应，显然保证了人民的最低消费和营养，所以看上去没有发展中国家那种很多人营养不良的状况。古巴现在还为一些中南美洲国家的穷人提供医疗帮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穷人也到古巴来看病。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一年已有5万亿的财税收入，我们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
　　     
　　讲到古巴，还有两件使我深有感触的见闻：一是在哈瓦那城东一街口矗立着一座为古巴独立而牺牲的华人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古巴独立战争英雄蒂格沙达将军盛赞古巴华人的两句话：“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对一个民族的赞扬，这大概是最高级了。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华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纪古巴独立战争中，数千华人投入独立运动，有数支全由华人组成的部队，英勇善战，不屈不挠，扬名古巴，这个纪念碑今天仍使游客停步注目，令华人深感自豪，当年为古巴独立而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值得我们后人追念。古巴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在哈瓦那唐人街，我还看到正对着唐人街口的一栋大楼，上面刻着“太平洋酒店”的繁体字，但早已人去楼空。华人协会70多岁的陶先生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同胞的财产呀。这些华人业主当时都属于古巴的富裕阶层，古巴革命之后，逃避他乡，这些财产也就给政府充公了。他说：现在华人门可罗雀，大概只有200来人了，都老了。他还说，哈瓦那曾经是美洲最繁华的城市，“那个时候还没有拉斯维加斯，美国人周末都到这里来吃喝嫖赌。许多富人都在这儿买了房子，吃喝玩乐”。看着哈瓦那海边大片的现已年久失修的豪华别墅，你就可以想象当年那些富人的奢侈生活，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猖狂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华人，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动乱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成功道路。
　　     
　　至于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80年代，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引来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羡慕和赞扬。经历过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真诚渴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确实不少。
　　     
　　如果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十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
　　     
　　我是1990年6月访问苏联的，当时就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是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Gum,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总有1百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期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随即开始体验苏联式排队，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仅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
　　     
　　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开心。一个俄罗斯汉学家对我说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发誓要去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给杀了，于是他拿了把手枪便上路了，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人家问：怎么回来了？他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我等不及了，只能回来。
　　     
　　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策划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教授曾来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前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拂袖而去。萨克斯一脸错愕。他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
　　     
　　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懂得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苏联从普通的公众到政治精英当时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国，全盘接受了西方政治话语，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一位俄罗斯朋友最近对我说：“90年代那些年，对俄罗斯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人对美国这么反感，对普京这么支持”。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出现过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年的奋斗，经济迅速增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如果说我们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现在确实是赶上来了。